受疫情影响,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。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。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显示,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,市场用人需求和求职人员数量同比收缩,但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.0。

 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又给制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0年1~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7.4%。在疫情的冲击下,许多工厂的营收效益大幅下滑,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现实。

  技术迭代下,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,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。数据显示,在饿了么300万名骑手中,有15%的外卖骑手是工人转型,占比最高。美团外卖在疫情期间新增的100万外卖骑手中,有27.2%来自制造业企业,也占比最高。

 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来,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此前,苗森在一个郊区的机械工厂做装卸工,厂房和宿舍在一起。他每天的工作内容,就是跟着来回运送的货车装卸,有时也在车间里帮忙做包装、搬运之类的活儿,老板说是“上六休一”,但忙起来也会连续加班。

  目前,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。2019年,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81%,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3.9%,相当于美国1947年前后的水平。相比之下,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更为发达,以金融、信息技术、房地产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增长支柱。中国则是住宿餐饮、居民服务、文化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,科技型服务占比较低。与美国相比,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属性更强,单位劳动生产效率更低。

  “农民工大量流向服务业,应该怪制造业工资太低。”章铮直言,“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。制造业企业为了降成本,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。但农民工同时又是消费品和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方。如果希望通过农民工城镇化、市民化来扩大有关市场的需求,首先就得解决农民工收入太低、没有经济能力进城的问题。”

  “现在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指出,“1980年代末,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,而2004年之后,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,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。农民工总体上供求平衡,但青年农民工已供不应求。”

  另一方面,疫情期间大幅下滑的订单量,也影响了外卖员的薪资。美团2020年一季度财报显示,受线下门店停业及小区封闭影响,美团一季度餐饮外卖收入同比减少11.4%,外卖订单量日均下跌18.2%,总订单量同比下滑46%。到了5月上旬,外卖订单量虽已恢复至疫情前的90%,但在6月中旬出现第二波疫情之后,北京多个地区的订单量又出现大幅下滑。

  此外,年龄、收入水平、婚育情况、身体健康情况等也对快递外卖员的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。在章铮看来,快递外卖业的竞争正在趋于饱和,平台激励下降,薪资正在进入常态化,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,快递外卖员的高薪资一定来自多劳多得”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赵一苇

  “实际上,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意味着完全的岗位损失。”屈小博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技术会替代一部分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,也会创造出一批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岗位。以格力集团在2018年的大规模转岗培训为例,对岗位被替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、上新岗,可以实现既不大规模裁员,又大幅提高生产效率。”

  潘纪刚坦言,添置自动化设备的动力,正是近年来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。“一线工人的用工成本几乎以每年10%~45%的幅度在增长,加之一线工人流动性大,不稳定,培训时间、熟练度也会影响企业的人力成本。”

  机器人将人挤出车间

  尽管如此,不管企业如何为“技工荒”而头疼,社会各界如何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,收入相对较高的技工,即使是高级技工,也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。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,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下,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,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、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,则显得投入产出比更低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27期

  外卖员的未来在哪里

  在33岁已经成家的外卖员陈斌看来,返乡是最后一条路,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。“像我只有初中文化的人,没有城里的公司会要我。”言语间,陈斌的无奈与心酸尽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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